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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辉_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网页新闻贴吧知道网盘图片视频地图文库资讯采购百科百度首页登录注册进入词条全站搜索帮助首页秒懂百科特色百科知识专题加入百科百科团队权威合作下载百科APP个人中心收藏查看我的收藏0有用+10李礼辉播报上传视频曾任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男，1952年5月生，汉族，福建莆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7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文名李礼辉国 籍中国民 族汉出生日期1952年5月毕业院校厦门大学职 业中国银行行长目录1个人履历2工作经历3公众评价4为政之道5踌躇满志6传递圣火7李礼辉新闻8相关信息个人履历播报编辑李礼辉1974.09-1977.02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学习1977.02-1983.12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干部1983.12-1984.09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其间：1980.09-1984.07在福建省职工业余大学英语专业学习)1984.09-1985.01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1985.01-1985.09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办公室主任1985.09-1986.07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1986.07-1989.01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党组成员、厦门国际银行常务董事、派驻香港任工商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89.01-1992.03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其间：1989.09-1990.07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2.03-1992.11中国工商银行驻新加坡首席代表1992.11-1993.09中国工商银行党组成员、驻新加坡首席代表1993.09-1994.07中国工商银行党组成员、国际业务部总经理1994.07-1998.06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其间：1995.09-1996.07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1998.06-2002.09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其间：1996.08-1999.07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2.09-2004.08海南省副省长2004.08-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行长2009年6月起兼任中银香港（控股）副董事长2014年1月卸任中国银行行长 [1]工作经历播报编辑李礼辉2004年8月3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厚宏在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上宣布，副省长李礼辉已辞去海南省政府职务，调任中国银行行长。业界一致认为，这一调动，是为中国银行（集团）股份公司的成立做准备。李礼辉是在2002年9月被调往海南省任副省长、主管金融和旅游业的。之前他担任工商银行副行长。可以说，李礼辉实际上是重归本行。李礼辉在工行整整工作了18年。1977年，李礼辉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后进入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并在1984年担任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也就是这一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李礼辉被分到工商银行福建分行，担任过办公室副主任和主任。工商银行收购厦门国际银行后，李礼辉开始担任这家银行的常务董事，并被派驻香港，任工商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在香港的这段时间，李对海外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了解日趋全面和深入。李礼辉1989年，李礼辉开始担任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1992年，工商银行准备在新加坡开设第一家海外分支机构，由于李礼辉此前的香港工作经历，工商银行委任李礼辉担任工商银行驻新加坡首席代表。李礼辉率领一个团队，一手创办了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新加坡分行创办成立，李礼辉的业务能力更受赏识。1993年，他被调到工商银行总行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1994年，42岁的李礼辉被提拔为工商银行副行长。1999年，工商银行收购香港友联银行，李礼辉协同工行行长姜建清共同制订了收购计划，并参与对友联银行的重组，由于重组成功，李礼辉的能力为海外金融界所熟知。2000年香港友联银行改组成工银亚洲，姜建清任董事长，李礼辉担任副董事长。由于中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海外业务最深最广的一家，李礼辉在香港和新加坡工作数年，堪称上佳人选。但另一方面，如今中国银行面临重组上市，李礼辉此次进入的，已决不是他原先离开时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旧态。因此，如何酿好中行重组上市这坛酒，将是其入旧行，履新职的最大的考验。公众评价播报编辑对于李礼辉的评价，外界使用的词汇有“年富力强”等。他有过种地、养蜂的经历。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校友访谈录中，有篇文章这样写李礼辉：有一年春节，他和妻子商量，不回家乡，七天假里，半天时间陪妻子、女儿去逛庙会，其他六天半用于学习。通常他提前1小时上班，延迟两小时下班，喜欢在办公室里把该读的书读完才走。为政之道播报编辑对于政府官员与银行家的角色差别，李礼辉的理解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与银行不同。一般情况下，政府必须注意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协调和平衡，但如果它们发生冲突，政府往往优先选择社会目标和全局利益。比如在劳动就业方面，精简冗员是银行提高效益的一项必要措施，地方政府更需要考虑失业问题和提高就业率。在担任海南省副省长期间，他提出要用企业的“执行文化”来改造地方行政工作中的“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执行会议”，“说了就等于做了”的毛病。中国银行目前正面临股改任务。中国银行(集团)股份公司预计在9月挂牌。此前，中行需要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制度。但这也仅是中行内部治理架构调整的开始，对于新行长李礼辉来说，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还在等着他，这就是中行的海外上市。踌躇满志播报编辑2004年8月3日，距中行成立股份制有限公司还有23天的时间，李礼辉辞去海南省副省长的职务，调任中行行长。李礼辉分管海南金融不到两年时间里，海南金融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是海南金融近七八年来业务发展、资产质量、优质服务和监督管理最好的一年，新增存款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尽管可以说他是一位相当成功的政府高官，但与银行家角色相比，李礼辉还是更看中后者，所以在中国银行向他敞开大门时，他来了。有人说，李礼辉对于银行，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实际上，在任海南省副省长前，李礼辉在金融界有着15年的从业经验。期间，他在中国工商银行担任8年的副行长，并在任工行驻新加坡首席代表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海外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知识。2002年9月，李礼辉调往海南任副省长，主管金融和旅游业。两年后，李礼辉重回老本行。具有海外工作经验、熟悉银行经营管理、从事过应对复杂局面的政府宏观工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行改制的关键时期，高层决定启用李礼辉担任中行行长，力推股改。李礼辉上任后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人力资源改革。作为股改的重头戏，如何解决国有银行冗员问题，整合现有人力资源，这不仅需要大刀阔斧改革的勇气，更需要“如烹小鲜”般的谨慎。2004年8月中行启动人力资源改革，打破原来的“官本位”职位体系，取消处长、科长等职位，形成新的职位体系。这项涉及中行20多万员工的变革，极大地冲击了国有银行体制下的陈旧观念。釜底抽薪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有智慧。改革一开始，中行就宣布三大政策：不大规模裁员；不搞强迫提前退休；不搞买断工龄。对于这个外界看来操作难度系数极大的“三不”政策，李礼辉自有一番解释：“员工安置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处理不当成本可能会更高。”他认为，毕竟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希望在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管理、薪酬制度等方面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同时在某些方面，某些阶段也要考虑到体制转轨的特色。”人力资源改革仅仅是李礼辉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财务会计制度、风险内控体系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的变革，在过去以及未来将持续考验这位改革者的智慧和勇气。传递圣火播报编辑2008年5月4日，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从首棒火炬手杨扬手中接过北京奥运圣火，开始了三亚第二棒的传递。李礼辉新闻播报编辑李礼辉回应市场疑虑：中行贷款不会猛增中行2009年25.96%的业绩增长虽然略超市场预期，但高居行业之首的信贷增幅及净利息收入的下降也令市场对中行贷款质量以及信贷投放计划充满好奇。信贷投放巨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风险、资产盈利能力等等隐忧均是中行无法忽视的问题。面对市场的疑虑，中国银行[3.93 -0.76%]行长李礼辉和副行长陈四清前日在香港业绩发布会上接受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媒体专访时回答得坚定和从容：中行的贷款增速不会超过市场平均水平，而去年净利息收入下降主要是外币贷款拖的后腿，今年情况会好很多。今年贷款增速不会超平均水平记者：去年中行贷款规模增速远超同行，人民币贷款的市场份额增加了1.05%.而今年1、2月份也有报道，中行新增贷款速度过快，监管机构因此对中行额外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今年贷款增长速度会是什么目标？李礼辉：央行在提高存款准备金政策上不会专门针对一家银行，即使有这样的安排也是针对好几家银行的。1月份中国银行的贷款增长略多和略快，主要是因为有一部分客户去年第四季度已签约的信贷需求没有安排，所以延迟到今年一月。从2月份开始，我们是实行按月均衡发放和严格管控，2月份以来中国银行人民币贷款增长的速度总量在几家银行里是排在倒数第二。经过去年的快速增长以后，去年国家实施了刺激经济的计划，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强调适度。中行今年信贷增长也会保持适度，增长幅度不会超过市场平均水平，预计贷款和市场份额不会有太大变化和提升。记者：2009年中国银行贷款大幅增长，但净利息收入却有所下降，原因是什么？李礼辉：2009年，人民币的净利息收入增长12.58%，而外币净利息收入下降32%.因此主要原因是外币净利息收入同比降幅较大。外币息差大幅下降导致外币净利息收入减少24亿美元，导致整个净利息收入小幅度下降。但就人民币业务来说净利息收入增长幅度显著。我们预计现在全球的金融危机渐渐回升，在新的一年面对的金融环境将会更好一些。我们认为2010年的情况会比2009年的情况好得多。盈利水平在不断提升记者：一些业内人士评价，工行、中行只注重资产规模的增长，但很少注重ROE(资本回报率)，你对此有何看法？李礼辉：这可能是某些方面的误解，我们的资产规模是比较大，但并非只注重规模的扩张。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行的盈利水平、盈利能力在不断提升，2009年，我们的ROE达16 .6%，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当然，如果简单比较ROE的水平，可能会发现我们的ROE水平跟小型银行有一定差距，但要从更长远的趋势来看这个问题，有些小型银行有的年份可能增加得多一点，但有的年份，像2009年，他们可能下降了。另外，中行的资产结构、业务结构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我们的外币资产所占的比重，去年是28%，2008年是33%.外币业务及海外业务是完全市场化业务，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息差水平很低，比如集团内中银香港[16.86 -0.12%]净息差水平就比整个集团的内地业务低得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相对可控记者：今年国家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高度重视。而去年中行的公司贷款增速是全行业最高的，达50%.其中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发放的比例有多少？李礼辉：2009年中行对政府融资平台贷出约700亿。按照银监会的监管口径，截至去年年底，中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是4243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比重是7.27%，而同期中行的公司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的比重是7.54%-7.6%左右，这表明中行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总量是低于同业的。而且，我们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主要是投向路桥、轨道交通、园区开发、土地储备，其风险相对可控。记者：在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的质量上，中行采取了哪些措施？陈四清：中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选择上有准入标准，首先是结构比较合理、层次比较高的政府融资平台，主要是省一级、副省级城市、中型城市的级别。目前是有108个准入的城市，实际操作时还会进行动态调整。从期限结构来看，绝大部分贷款为10年期以下。另外，我们要求贷款是用在有现金流的项目。同时我们对除了要求有政府财力作为还款保证以外，还要有土地或者其它方式来保证贷款的安全。全国批量设村镇银行记者：有媒体报道，中行将与淡马锡在内地投资200亿发展农村银行贷款业务，目前有何进展？将采取什么模式合作？李礼辉：我们希望能找一家比较好的合作伙伴来共同成立中国村镇银行，淡马锡在小型金融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淡马锡一直以来是中国重要的投资者，我们希望在中国比较多的地方成立一批村镇银行，但我们刚开始会试点推进，比如说40家到60家，然后逐步扩大。记者：近两年，国家都在强调要大力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去年中行在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方面增长幅度如何？今年该业务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李礼辉：去年整个中小企业贷款增长幅度在所有贷款中也是最多的。截至2009年底，中行小企业的客户是1.7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50%；给小企业的各种信贷加在一起是1772亿，增加了101亿，增长129%.2010年，我们专门优先安排信贷资源用于支持小企业，希望信贷增长速度要高于平均增长速度1%以上。相关信息播报编辑王国生会见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2012年6月14日，省长王国生在武昌东湖宾馆会见了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银政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进行了会谈。 [2]李礼辉对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银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中部前列，为金融业在湖北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为适应当前所处发展阶段和构建战略支点的需要，中国银行将把支持湖北加快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加大重点项目和企业投入、加快农村金融发展、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帮助企业加强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提供更优服务，助推湖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国银行行长：中国银行应迎接全球化挑战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在出席第三届中国经济年会时以“迎接挑战、创新发展”为题目，就新形势下中国银行业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战、提高全球服务能力谈三点看法：第一，中国经济更高程度的全球化。全球化课题常常被提起，中国经济更高程度的全球化被提起。在融入全球化方面，到中国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超过480家，在华外资企业超过近3万家。2011年中国出口留学生达到35万名，在中国留学生超过23万。中国内地2011年进出口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6万亿美元，相当于GDP51%，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进口出口比重分别达到9.1%和10.4%，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中国的对外投资2010年达到了688亿美元，4年增长量加倍，目前全球排名第5位。 [3]新手上路成长任务编辑入门编辑规则本人编辑我有疑问内容质疑在线客服官方贴吧意见反馈投诉建议举报不良信息未通过词条申诉投诉侵权信息封禁查询与解封©2024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 百科协议 | 隐私政策 | 百度百科合作平台 |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如何适应AI迭代与算力竞争新形势_腾讯新闻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如何适应AI迭代与算力竞争新形势_腾讯新闻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如何适应AI迭代与算力竞争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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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新金融联盟理事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在新金融联盟举办的“金融机构数智化转型与大模型技术应用”内部研讨会上表示，必须关注AI迭代揭示的数字技术变局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冲击和挑战：其一是算力集中与算力竞争，其二是数据鸿沟与数据治理，其三是AI合成与AI信任。
“能够支持AI大模型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这就势必导致算力集中，一是向主要国家集中，二是向资本巨头和科技巨头集中。”李礼辉提出，对此需要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全球领先的国家级算力基础设施，如何构建一个技术可信任、资源可共享、商业可持续、市场主体可受益的算力生态圈。
面对AI迭代和算力竞争的新形势，李礼辉建议，我国要建设布局合理、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要建设高品质、高效率、高动能的数据要素共享体系，还要建设可信、可靠、可控的数字安全制度。
*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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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迭代与算力竞争
文 | 李礼辉
AI迭代将创造什么价值
微软的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于2022年11月30日推出的人工智能聊天程序ChatGPT，2个月内突破月活跃用户1亿大关，被称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奇点。
ChatGPT的全称是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可理解为“具有生成能力、经过预训练的人机对话转换程序”。ChatGPT有基于超级算力的学习能力、逻辑能力和语言能力，能够学习、掌握和运用大数据库中各门各类的知识，能够学习、理解和使用人类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能够区分语境进行人机对话交流，能够完成撰写邮件、论文、文案、代码以及翻译等任务。
2月7日，微软将ChatGPT整合到Bing搜索引擎和Edge浏览器，解决负荷过载问题；3月14日，GPT-4发布，建立文本-图像映射关系，支持图片输入、表格输入和以图编程、据图写作等应用。
在ChatGPT的带动下，上半年AI应用迅速扩展。Google的Bard将生成式AI融入电子邮件、图片编辑和在线工具，最初仅向美英开放，现在扩展到180个国家。百度的生成式AI产品“文心一言”可以用于商业文案制作、文学写作、数理推算、中文理解、多模态生成等场景。Character.AI开放IOS和Android下载，用户可以创建角色，对话内容涵盖撰写邮件、答问、编程等。虎博科技的多语态大语言模型TigerBot对外开源，对话AI邀请内测。
ChatGPT是目前最先进的AIGC（AI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模型。有人挑选评定人类理性思维的4类经典测试任务，包括语义错觉类任务、认知反射类任务、证伪选择类任务、心智程序性任务共26道题目，做了一个测试，GPT-3.5的正确率为58%，GPT-4的正确率高达88%，高于应试人类62%的平均正确率。用户发现，应用ChatGPT确实能够提高编程、翻译工作的效率，增强视频、图片创作的效果。一些大学拒绝接受AI模型辅助完成的论文。
新的AI模型能够为开发者直接创造商业价值。例如，ChatGPT Plus用户每月须支付20美元，OpenAI的市场估值大幅攀升。新的AI模型也将为企业创造价值：能够精确、快速、自动执行例行任务，从而提高产出；能够提升工业流程、物流流程、服务流程的自动化程度，从而节约成本；能够检测、发现、诊断生产经营各环节的运行缺陷，从而提升管理效率。
至于AI迭代对数字经济社会的具体贡献，还有待经济学家的深入评估。
AI迭代可能带来哪些冲击与挑战
我们必须关注的是，AI迭代揭示的数字技术变局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冲击和挑战。
其一，算力集中与算力竞争。
算力一般指数据计算的能力。人们一般认为，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算力构成新的生产力。算力基础设施包括以服务器为中枢的硬件和以算法程序为核心的软件。2022年我国算力总规模达到每秒180E（1.8万亿亿次/1.8万京次）FLOPS（浮点运算），据说排名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
在数字技术应用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都需要巨大的算力支撑，人工智能计算能力反映最前沿的算力。
ChatGPT堆砌了超级的算力，算力竞争集中表现为AI模型水平的竞争。模型的本质是对基于数据的客观规律的发现和表达，通过模型的学习和优化，可以得到相对准确、可信、可用的预测结果。模型可以用于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智能驾驶、智能医疗保健、智能家居、智能制造、环境监测等场景和任务。在高阶的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任务中，需要万亿级到千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需要超级的计算资源和数据，需要更加复杂的算法和技术，需要更长的训练时间，方可在浩瀚的数据中提取出更加典型、更高维度的特征和模式，从而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算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金融竞争力，智能化的信用评估、客户筛选、风险定价、风险控制、投资顾问、保险精算、数字员工等，都需要数据、算力和模型的支撑。微软的OpenAI从2015年以来投入巨大财力、人力培育超级算力，终于实现AI技术迭代升级，成功打造出ChatGPT，形成AI大模型技术的优势。
能够支持AI大模型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财力、人力，要花得起钱、找得对人，还要耐得住寂寞，这就势必导致算力集中：一是向主要国家集中，据非官方统计，美中两国的算力占全球算力的60%左右；二是向资本巨头和科技巨头集中，绝大多数小企业自有的财力、人力不足以自建有价值的算力。
因此，算力竞争将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国家级竞争，以及资本巨头、科技巨头之间的企业级竞争。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构建一个全球领先的国家级算力基础设施；如何构建一个技术可信任、资源可共享、商业可持续、市场主体可受益的算力生态圈。
其二，数据鸿沟与数据治理。
不同领域、不同场景的应用程序各有不同的性能和覆盖范围，因而对数据资源、AI模型各有不同的需求。并非所有的应用场景都需要大规模的数据或大模型。但立足于国家级、企业级的算力竞争，就必然要求国家级、企业级的数据支持。
OpenAI用于ChatGPT学习和预训练的数据资源基本上是开放和共享的，总体上获得了无断层的数据供给。要打造与ChatGPT媲美的AI大模型，就一定需要无断层、无障碍的数据供给。
尽管我国具有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但问题在于，派生于行政体制、支付模式、地缘政治的数据鸿沟，有可能影响我国顺利达成建设一流算力、一流AI模型的科技目标。
一是数据共享模式的局限可能影响数据价值的深度开发。
例如，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行为数据，分散在金融机构、金融监管、工商行政管理、税务、海关等不同的局域系统中，开放共享的水平不高，形成行政性的数据鸿沟。又如，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高达9亿，数字化支付成为主要数据入口，互联网平台拥有超大规模的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但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关连、数据共享尚未达成成熟的模式，数据鸿沟有待填充。
二是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影响全球数据资源供给格局。
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托长期发展累积而成的数据资源优势，在诸多关键领域构建了西方主导的数据资源供给格局。
以医疗健康为例，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Medline是全球最权威的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录1966年以来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的3400多种生物医学期刊的文献，每年递增30-35万条记录，涵盖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环境医学、营养卫生、职业病学、卫生管理、医疗保健、微生物、药学、社会医学等细分领域。我国的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成长迅速，但目前仍然存在数量级的差距。中国医学科学院1994年研发的“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是一个集检索、个性化定制、全文传递为一体的生物医学中外文整合文献服务系统，检索系统兼容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医学文献数据库Medline的检索平台Pubmed。2018年1月21日，检索平台Pubmed因美国政府财政资金断流导致停更，对全球医学实验造成重大影响。
需要警惕的是，在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设置的技术壁垒不断升级，很有可能从高端芯片、核心软件延伸到数据资源领域，人为制造数据鸿沟。
为此，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完善数据治理体系，构建适应数据特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能够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的数据基础制度，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如何把握全球数据共享的方向和原则，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在维护数据主权的同时，充分利用全球数据资源，打造算力竞争优势。
其三，AI合成与AI信任。
AI合成是指应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生成类算法制作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深度合成内容。随着AI合成拟真水平的进化，最新的深度合成算法甚至可以对抗通用的技术性甄别，可以制作高仿的拟真声纹。人们开始担忧AI虚假与AI操纵对社会构成的威胁。
据统计，在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抖音、YouTube、Twitter等10家主流平台上，2021年新发布的深度合成视频作品24317件，比2017年增长13.5倍。深度合成内容关注度呈指数级增长，市场动力充沛，2021年新发布的深度合成视频的点赞数超过3亿。
深度合成内容可以模糊真实和虚假的边界。菜鸟级别的AI虚假已经被用于实施经济诈骗，还可能被用于诋毁个人信誉和企业商誉。骨灰级别的AI操纵则可能被用于抹黑政治人物或政权实体，操弄负面舆情，制造政治恶意，破坏政治信任，激化社会矛盾。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重构AI信任。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技术上和制度上有效对抗AI虚假，如何建立防范AI操纵的防火墙，维护数字经济时代的国家安全。
如何适应AI迭代与算力竞争新形势
面对AI迭代和算力竞争的新形势，我们必须加快构建高水平的算力基础设施和先进的数据基础制度，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维护国家数字安全。
第一，建设布局合理、全球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引导通用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整体提升应用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动公共数据汇聚利用，建设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重要领域国家数据资源库。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是数据发生、数据计算和数字技术人才的集聚区，西部北部一些地区则具有电价低、气温低的优势。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应该锚定全球领先的目标，硬件与软件并重并行，国家级与企业级联动联调，新中心与老中心集约集成，人力资源与运营成本统筹兼顾。
AI模型的价值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没有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是不可能变现的。因此，AI大模型的构建固然要掌握领先的核心技术，也要适应市场的需求。人工智能需求具有多样化、碎片化的特点，AI小模型个性化定制研发的投入产出比偏低。AI大模型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据专家解释，新一代的AI大模型大致分为三层，底层是基础模型，上层是面向用户的应用层，中间层是模型精调、推理迁移学习的工具箱。用海量数据预训练基础模型，再根据不同需求调适差异化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AI模型开发的边际成本，同时扩展模型适用的范围。金融服务和管理的需求大同小异，应用AI大模型，有可能实现高效率、低投入、个性化的创新需求。
建设算力基础设施，需要专业化的企业、专业化的队伍，需要“软硬兼施”、“形神具备”、能打能干、爱拼会赢的市场主体。实践已经证明，在技术创新进程中，民营队与国家队完全可以并驾齐驱。要更多鼓励民营队，重要的是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要真正激励国家队，重要的是促进国有企业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规律的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在关键领域，有必要启动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尽快取得突破。
第二，建设高品质、高效率、高动能的数据要素共享体系。
提高数据品质，扩展数据规模，促进数据流通，实现数据共享，发掘数据价值，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动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对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制定了规范，被称为“数据20条”。
数据基础制度涵盖数据产权制度、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数据要素治理制度等四个方面。数据产权界定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分别建立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确权授权机制，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与监管规则，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构建数据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
这些规范是我国数字经济基础制度建设的指南，我们要认认真真执行和落实。一是遵循发展规律，创新制度安排，完善数据要素市场体制机制；二是坚持共享共用，释放价值红利，增强数据要素共享性、普惠性；三是强化优质供给，促进合规流通，提高数据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四是完善治理体系，保障安全发展，积极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数据风险；五是深化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积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与合作的新途径新模式。
第三，建设可信、可靠、可控的数字安全制度。
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给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
对AI虚假与AI操纵必须高度警惕。重点是提升深度合成内容鉴别技术，及时发现并证明AI虚假，提供对抗AI虚假的公共服务；建立AI信任制度，加强AI监管，在立法和执法层面明确禁止AI造假和AI欺诈，赋予合格企业AI信任标识，在国家层级建立预防AI操纵的防火墙，维护数字经济时代的国家安全。
去中心化金融既是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的热点，也可能是未来国际金融竞争的热点。例如，以太坊的去中心化金融协议涵盖数字资产管理、交易、借贷等金融功能，已经形成去中介、可自洽、可独立的链上金融体系。有必要深入分析分布式对等架构、去中心化架构等数字化技术已经具备及潜在的颠覆性性能，重点研究去中心化金融工具穿越金融基础设施屏障、穿越货币金融主权边界的可能路径，研究技术对策和政策预案，构建数字金融安全屏障。
软件开源已经渗透到越来越多的软件产品，包括AI模型。开源协作的规则包括自由再发布、源代码公开、允许派生作品、维护作者源代码完整性等。
可信的开源能够成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可行路径，我们不可能拒绝开源。必须注意的是开源的AI模型与生俱来的系统绑定与技术依赖，一是开源模型技术的天花板难以超越，二是由外国数据预训练的模型未必能够通过微调以适应本土需求，三是开源模型一旦中止开放势必造成技术断桥。
因此，在开源格局中，要建立软件安全技术标准和软件审核认证制度，防止存在安全隐患的开源软件进入我国；要加大投入，加大政策扶持，鼓励我国自己的科研机构、科创企业和数字技术人才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软件，实现核心软件基础性能、扩展性能、安全性能的优化和均衡，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的进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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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辉
李礼辉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
简介
1989-1994年历任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驻新加坡首席代表、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等职务。1994-2002年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2002-2004年任海南省副省长。2004-2014年曾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行长。2013年起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2016年6月起任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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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礼辉：金融业数据安全治理的新格局
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环境
信息技术最新的迭代升级，呈现出以数据为核心的基本特征。几何级速率递增的数据和扇面扩展的数据应用，构建了一个新的技术环境。
一是超级数据圈。人们通常把包含创建、采集、复制和挖掘的数据集合称为数据圈，数据量是数据圈的外延性指标。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25年全球数据量将高达175ZB（1ZB=10万亿亿字节）；在全球的数据圈中，中国增长速度最快，年平均增速比全球高3个百分点；数据量最大，到2025年将高达48.6ZB，占全球的27.8%。
二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模拟人脑机制解释数据，学习特征，创建智慧模型。大容量高密度的数据是深度学习的样本。例如，百度的深度学习平台PaddlePaddle“百度飞桨”集推理框架、基础模型库、开发工具为一体，支持稠密参数和稀疏参数不同场景的超大规模深度学习并行训练，支持千亿规模参数、数百个节点的高效并行训练，通过AI赋能支持产业升级，其市场份额目前已与Google、Facebook鼎立全球前列。
三是底层软件开源。开源是一种分布式协作模式。开源协作的规则包括自由再发布、源代码公开、允许派生作品、维护作者源代码完整性、禁止任何歧视、许可证不能约束其他软件、许可证独立于技术等。近几年，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的开源项目受到高度关注，2019年的GitHub代码仓库中，Microsoft的源码编辑器VSCode、机器学习文档AzureDocs是贡献者最多的开源项目，其次是Google的机器学习平台TensorFlow、容器编辑平台Kubernetes和Facebook的移动应用开发框架ReactNative。2019年以来，百度飞桨是进步最快的深度学习开源框架。在2021年5月发布的v2.1版本中，新增了自定义外部算子、高精度语义分割、图像语义分割、多目标追踪算法等功能；PaddleHelix从静态图升级到动态图，可以用于分子生成；PaddleQuantum新增量子数据编码模块等功能，支持更高级的量子计算。
四是分布式数据部署。海量数据环境促进了数据部署架构的迭代创新。大中心+应用端+数据云的分布式存储架构，成为新的数据部署架构，数据不再全部集中在大型数据中心的数据库中。为了节省数据传输的数量，提高数据挖掘的效率，必须改变数据集中存储的布局，数据同时部署在靠近应用端、执行边缘计算的小型数据库中；为了节省数据存储的成本，提高数据存储的集约化水平，必须建立共享的数据存储设施，数据同时部署在数据云的数据库中。
数字化金融的特殊性
金融业务具有4大特点。一是高并发，例如，支付结算、外汇交易等业务的并发交易峰值每秒高达万笔之上；二是多平台，金融服务通常涉及资产方、负债方、委托方、管理方、审计方、中介方等不同角色，必须达成多方实时共享共管；三是高敏感，金融数据涉及客户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特定产业、特定企业的金融数据有的涉及国家机密，具有政治敏感性；四是严监管，金融的业务性质是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金融的行业特征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风险，金融的社会属性是经济枢纽、百姓钱包。金融监管历来严格，保护客户权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大多数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底线。
金融科技创新广泛应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的金融架构对金融数据安全构成新的挑战。
其一，数据治理硬边界交叉。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公益机构和国家机关共建服务场景以触达客户、获取数据资源，金融机构与电商、电信运营商等占有数据资源优势的企业合作，科技平台直接或间接涉猎金融业务，大量金融数据部署在数据云平台，这些都在扩大数据治理硬边界交叉的范围和面积，增加了数据安全保护的难度。
其二，数据安全软技术滞后。传统的信息技术架构是大中心化、局域封闭式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较佳，但扩展性能和更新性能较弱。近些年，金融机构开始将集中式架构转变为集中式+分布式+数据云的架构。在分布式、端对端的技术架构上，数据和数字资产安全必须更多依赖密码算法、智能合约等“软技术”。我们发现，一方面，我国的金融企业还在使用外来的密码算法；另一方面，分布式架构比集中式架构更容易发生数据安全失守的问题，密码算法和智能合约逻辑上的漏洞和缺陷，经常成为黑客攻击的突破口。例如，2021年8月10日，跨链去中心化金融平台PolyNetwork遭受黑客洗劫，黑客只花了34分钟，就从以太坊、币安智能链、Polygon等3个网络成功转移26906个USDC、26629个ETH等加密数字资产到黑客地址上，市值约6.1亿美元。据技术专家分析，此次攻击的主要原因是智能合约的权限管理逻辑存在缺陷，黑客利用该技术漏洞调用合约中的相应函数，将用户地址更改为黑客地址，继而盗取数字资产。
其三，数字链接零距离。在数字链接的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空间、时间距离趋近于零，这将提供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将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物联网任何一个应用系统、任何一个节点潜在的缺陷或疏漏，既可能直接导致事故，也可能成为黑客恶意攻击的缺口；由于物联网的高速率和广覆盖，既可能出现单一的金融事故，也可能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金融业的数据安全治理
金融业的数据安全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重要的是，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大目标下，应用安全的数据技术，建设安全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的数据安全制度，来保障数据采集安全、数据存储安全、数据处理安全、数据应用安全，同时保护数据隐私，保护以数据记载与表达的金钱财富。
地缘政治中的技术立国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却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其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等底层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大多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的。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58项尖端技术里，美国在其中的50项拥有最多的专利。在核心硬件领域，我国大型银行的数据中心多年来一直依赖IBM的大型主机，同时大量使用非自主品牌的数据库和存储设备。
在技术创新引发的重构进程中，我们还要面对全球产业链整合带来的结构性转型压力，面对地缘政治带来的破坏性外部冲击。核心技术依赖是现实而又迫切的风险。
2020年10月，美国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20项清单包括高端计算、数据存储和分布式技术等，明确“美国必须发展这些科技，保护这些科技，不能提供这些技术给竞争对手。”
数字技术平等是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因此，在核心数字技术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国家真正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在核心数字技术上，我们借不来，买不到，等不得，唯一的路径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寻求突破。
需要提出的是，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自立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不可能实现全方位的国产化替代。例如，大型金融机构数据中心的大型主机及其配套的系统软件，在全球市场上目前都没有替代品，而依托小型机的分布式系统，在核心功能上目前也无法取代大型主机。因此，在核心技术创新中，我们仍需借力，但应高度重视并主动防范潜在的风险。
实践已经证明，在技术创新进程中，民营队与国家队完全可以并驾齐驱。要更多鼓励民营队，重要的是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要真正激励国家队，重要的是促进国有企业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规律的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
万物互联中的数据保护
正在到来的数字世界不再只是大中心的计算机系统和低速率的互联网络，而是中心化与分布式多元复合的架构，是超规模超高速的数字链接。
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并不能自动解决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数据集合当然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可能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也有可能因商业利益驱动和管理疏漏，侵犯个人隐私，甚至危及国家数据安全。
万物互联有利于创建更加便捷的服务，但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
数据资源是个人的财富、集体的财富。数字经济时代更需要切实保护数据隐私。我个人认为，我国立法和执法的焦点在于：如何协调数字经济社会的宏观稳定与微观动力，如何划分数据资源固有的商业价值与数据挖掘应用产生的商业价值，如何平衡数据所有者的基本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商业利益。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不宜照搬西方法律，但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例如，规定企业收集及处理数据必须得到数据所有者明确的同意，规定企业不得超越约定范围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同时给予数据所有者要求数据占有者删除涉及本人隐私数据的权利。
数据资源是国家的财富，数据安全是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产业发展的保障。我们需要更新安全定义、安全技术、安全制度，构建一个全新的数字安全体系，切实保护数据资源的安全。例如，金融科技平台必须构建用户相互信任、信息真实对称的技术环境，要求保证数据可靠传输，保护个人隐私；要求采用信息真实性交互验证技术，建立身份认证系统，对人或物进行特征识别、时空定位和身份认证，进行用户授权验证和信息数据验真，确认端对端的控制权和指挥权。
国家支持数据开发利用，支持数据安全技术推广和商业创新。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和安全应用。例如，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牵头研发金融业数据要素融合应用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数据安全协议，集成运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数据脱敏、差分隐私、可信计算等技术，可以利用多个参与方的数据，将散落在不同局域的数据联合起来转换成有价值的知识，同时可以保护数据隐私，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保护数据隐私，在提升数据资源价值的同时保护数据安全。
应该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建立明确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包括数据分类分级具体标准和数据处理机构分级管理规范。对数据云服务应加强技术可靠性和数据安全性审核，评定安全等级，根据安全等级制定数据收集、处理的准入范围。应有必要严格管制重要数据出国。某些国际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设定了苛刻的要求，应该深入分析上市地区关于监管审查、审计的具体规定与流程，一些企业特别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拥有一定规模的隐私数据和敏感数据，如果确实存在国家核心数据泄露的风险，就应禁止这类企业到这些资本市场上市。
产业融合中的穿透式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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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关注和警惕去中心化金融，建立数字化金融优势
近日，高盛向美国证交会申请推出去中心化金融(DeFi)ETF，去中心化金融再度引起广泛关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在2021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去中心化金融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中心化的金融模式，游离于现行的金融监管之外，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和高度警惕。
他认为，“对于去中心化金融，应该关注将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传统金融，虚拟货币到底会不会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支付场景？展望全球，去中心化金融既是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的热点，也可能会是未来国际金融竞争的热点，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面对全球的数字化金融优势。”
去中心化金融将带来哪些颠覆性冲击？
去中心化金融常见的定义是基于分布式账本、端对端网络、可编程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去中介的金融平台、金融交易和金融服务。在李礼辉看来，所谓的去中心化金融并不完全是自嗨的社区游戏，而是以不同的模式揭露中心化的经济实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成为投资/投机平台的币圈、以金融资产作支撑的稳定币、基于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的金融协议。
去中心化金融将会带来哪些颠覆性冲击？李礼辉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投机性、去中介、难监管。
第一个就是投机性。去中心化金融市场充斥着投机、欺诈和庞氏骗局。虚拟货币的账户是相对集中的，这些关键少数位于食物链顶端，有能力操纵市场，散户往往被“割韭菜”。众多杠杆交易在暴涨暴跌中被强制平仓，这几个月爆仓的资金累计超过至少100亿美元。
第二是去中介。去中心化金融采用对等网络、智能合约、分布式账本等技术，不同的去中心化金融工具可以建立自动做市、自动清算机制，形成去中介的链上金融体系。因此，它是可以脱离银行等金融中介。
第三就是难监管。在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的应用中，开放的网络没有准入限制，透明的资金流便于交易方跟踪，非中央控制的交易拒绝监管者的管控和审查。去中心化金融的交易可匿名、可跨境，又难管制，可能会成为资金非法流动和投机交易的工具。
如何应对去中心化金融的影响？
李礼辉表示，“去中心化金融发展到现在刚刚步入第12个年头，就已经出现了规模化和全域化的苗头，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地应对。”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虚拟货币到底会不会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支付场景？李礼辉表示，去年4月，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交易金额为1000亿美元左右，到今年3月就达到1.2万亿美元，造成虚拟货币交易暴涨因素错综复杂。
他认为，机构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的态度将直接影响某种虚拟货币的供求平衡和价格走势。未来虚拟货币的发展可能会取决于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公有区块链的底层技术创新能否突破规模化可靠应用的瓶颈；2.虚拟货币能否形成独立于价格之外的真实经济用途；3.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立场和政策。
其次，应该关注去中心化金融将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传统金融？李礼辉表示，西方国家其实很重视去中心化金融监管。比如，欧盟委员会在去年通过加密资产市场法规，严格管制去中心化金融交易，规定加密资产发行人必须作为法人实体在欧盟运营和提供服务，严格遵循金融法则。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去中心化金融的态度是有放也有管。2017年12月，美国开放了比特币的交易。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新任主席在今年5月26日对去中心化金融平台表示担忧。他期待跟有关监管机构能够加强合作，填补监管方面的空白，在加密货币市场加强投资者的保护。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去中心化金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一直保持审慎和警惕。但是，我们最近观察到一个动态，最近它对可信的商业机构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的态度明显松动。”李礼辉表示，欧美日等七个国家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制订的央行数字货币基本原则提出，央行数字货币应该与私人数字货币并存。今年6月29号，美联储副主席发表演讲时表示，私营机构发行结构合理的稳定币可以做，他认为这将会支持美元在全球数字化经济中的角色。
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
李礼辉认为，“我们要警惕的就是Libra/Diem一旦获得批准，很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超主权数字货币，形成超越国家主权的货币替代，并且可能在数字经济时代强化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展望全球，去中心化金融既是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的热点，又可能会是未来国际金融竞争的热点。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面对全球的数字化金融优势。”
第一，要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打造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有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维护中国的货币主权，有效应对外来的强势数字货币对本国货币体系和金融体制的冲击，也有利于助推普惠金融，有效应对虚拟货币对现有货币体系和金融体制的冲击。
第二，要考虑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构建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屏障。李礼辉认为，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大局，主动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底线。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分布式对等架构、去中心化架构等数字化技术已经具备及潜在的“颠覆性”性能，重点研究基于全新数字技术的数字货币，以及去中心化金融工具穿越金融基础设施屏障的可能路径，研究技术对策和政策预案，构建数字金融的安全屏障。
第三，构建穿透式的金融监管系统。李礼辉表示，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正在改变金融业的传统模式，逐渐形成交叉的金融新业态，迫切需要监管创新。他认为，数字化的金融监管系统应该由金融监管部门共建共享，执行一致化的合规标准，要能覆盖所有金融机构，穿透不同领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同时，通过一些技术措施安排实现金融监管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降低监管成本。
李礼辉 - 搜狗百科
- 搜狗百科李礼辉，男，1952年5月生，汉族，福建莆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7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网页微信知乎图片视频医疗汉语问问百科更多»登录帮助首页任务任务中心公益百科积分商城个人中心李礼辉词条已锁定添加义项收藏分享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李礼辉，男，1952年5月生，汉族，福建莆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研究员，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7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院校2厦门大学展开民族汉展开中文名称李礼辉展开国籍中国展开出生日期1952年5月展开职业中国银行行长展开参考资料：1. 王国生会见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 共商银政合作央视网[引用日期2022-04-21]词条标签：行业人物科研人员人物免责声明搜狗百科词条内容由用户共同创建和维护，不代表搜狗百科立场。如果您需要医学、法律、投资理财等专业领域的建议，我们强烈建议您独自对内容的可信性进行评估，并咨询相关专业人士。词条信息词条浏览：72647次最近更新：22.04.21编辑次数：12次创建者：陽茪り吙焰突出贡献者：新手指引了解百科编辑规范用户体系商城兑换问题解答关于审核关于编辑关于创建常见问题意见反馈及投诉举报与质疑举报非法用户未通过申诉反馈侵权信息对外合作邮件合作任务领取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索词条 收藏 查看我的收藏分享分享到QQ空间新浪微博投诉登录企业推广免责声明用户协议隐私政策编辑帮助意见反馈及投诉© SOGOU.COM 京ICP备11001839号-1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李礼辉：要将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附演讲全文）_腾讯新闻
李礼辉：要将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附演讲全文）_腾讯新闻
李礼辉：要将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附演讲全文）
前言
随着央行数字人民币研发日益推进，未来央行数字人民币在支付、金融应用等领域将扮演多大的角色，倍受金融市场关注。
近日，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在首届“2021西岸金融科技前沿论坛”上表示：“我们应该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一方面确保数字人民币在高并发市场中的规模化可靠应用，另一方面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数字化金融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金融制度，并在全球数字金融制度和规则的建设中，主动参与并积极争取话语权。”
李礼辉认为，当前金融监管的主基调是规范化监管，应关注如何在规范中创新，在规范中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金融科技创新已经展现出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某些特定优势，包括基于数字信任的数字化金融普惠、以效率为重心的数字化流程再造和面向大众的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有可能改变金融的格局，从近期来看它改变了支付市场的格局，在法定的货币形态中增加数字人民币是第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是在市场化支付工具占主导地位的零售市场中，增加官方的支付工具。” 李礼辉称。
对于数字人民币给金融市场带来的潜在的改变，李礼辉认为，数字人民币可能会改变银行业竞争的格局和改变货币市场监管的格局，比如金融消费者一旦减少了对银行账户的依赖，就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金融竞争将变得更加充分。而央行拥有实时、完整、结构化的央行数字货币流通数据，有利于实现货币供应总量的精准调控。”
图片来源：网络
以下是李礼辉演讲全文：
2020年，我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大环境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一度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以线上交互为特征的云端金融借势上位。人们认识到，金融不得不创新，不能不创新。二是金融监管动作频频，针对金融违规行为所采取的问责力度前所未有。人们体会到，金融科技不得不监管，不能不监管。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创新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经济金融领域，金融业的服务模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变化更加深刻。颇有“颠覆性”意味的是，拥有算力优势和数据资源优势的金融科技平台和数字化金融机构，在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上横冲直撞，急速扩张；而那些囿于传统模式的金融机构被迫应战，难免左支右绌。我认为，当前金融监管的主色调是规范化监管，与此同时，随着《反垄断法》的落地实施，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金融科技如何在规范中创新，在规范中发展。
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金融科技创新目前已经展现出领先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某些特定优势。
01
基于数字信任的数字化金融普惠
大数据技术最先应用于建立数字信任。早在2016年，蚂蚁金服和网商银行就应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小微企业的信用，此后越来越多的科技平台、金融机构推出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信用服务。这里的关键是，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信用，发掘信用价值，推进信用普及。
区块链可以建立一种“技术背书”的信任机制，通过数学方法解决信任问题，以算法程序表达规则，只要信任共同的算法程序就可以建立互信。在保持商业信用的同时，区块链增加了技术性的信任方式。
近年来，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平台集成应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初步建立了数字信任机制。数字信任的价值，一是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的环境中形成可信任的纽带，节约信用形成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加持商业信用；二是在广域、高速的网络中建立可信的认证工具，提高物联网的效率和可靠性。
普惠金融是我国的主导性金融政策之一。数字信任的主要优势是高效率、低成本的普惠性。
2020年末，我国小微企业续贷余额2.25万亿元，同比增长56.41%。
2019年11月，国际评级权威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分别授予微众银行较高的信用评级。这家成立6年的银行，有效客户数超过1亿，核心财务指标良好，市场竞争力超越多数商业银行。其外在因素是国家的监管政策环境和腾讯系的数据资源支持，内在因素则是，银行集成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建立可控可信、可支撑亿量级客户和高并发交易的核心系统，形成强大的获客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在深圳，微众银行服务的科创企业1200家，占全市入库科创企业的40%，已提供贷款16亿元，这些客户享受政府的科技型企业贷款贴息后，贷款年化利率可低至1.62%。2020年3月，微众银行针对中小微科创企业的需求，打造“微业贷科创贷款”，无需抵质押，无需线下开户，核定的授信额度可以随借随用，能够解决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因轻资产无抵押而面对的融资难题，目前这一贷款已扩展至全国19个省市、100多个地级市。
兴业银行运用“金服云”平台，开创“政务数据+企业经营数据+金融科技平台+金融创新产品”的政银企合作新模式，突破信息不对称瓶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到2021年3月底，福建“金服云”平台联通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为1.5万家小微企业提供融资541亿元。
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行为数据分析技术，建立智能风险控制系统，为县域乡镇内没有完整财务报表和税务记录、没有完整信用记录的小微和涉农客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2020年新增贷款100亿元，年底普惠贷款余额560亿元，其中小微及涉农贷款占90%以上，户均贷款20万元，不良贷款率1.44%，关注类贷款率1.01%，拨备覆盖率250.68%。
02
以效率为重心的数字化流程再造
我们熟悉的信息技术架构是大中心化、局域封闭式的。集中式的信息技术架构安全性和稳定性较佳，但扩展性能和更新性能较弱。近些年，金融机构开始将集中式架构转变为集中式+分布式+数据云的架构，推进以金融服务效率为重心的数字化流程再造，目前已初步建成新的技术平台。
一是信息科技大投入。
金融业的信息科技投入包括电子设备和软件采购、基础设施建设、系统运营维护、信息科技人力资源支出、信息科技咨询等方面。2020年银行业信息科技总投入2078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6大银行科技投入956.86亿元，比上年增长33.6%；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达2.82%，比上年提高0.47个百分点。招商银行(55.900, 1.82, 3.37%)2020年信息科技投入119.12亿元，同比增长27.25%；占营业收入的比例4.45%，居股份制银行之首，同比提高0.73个百分点。
二是智能化大平台。
工商银行打造“主机+开放平台”双核心IT架构，将90%以上的应用系统部署在开放平台，建设完整的账户、客户、核算等基础业务支撑体系，形成基于大中心+分布式+云平台的核心业务处理能力。运用数据+算法，构建风险控制模型和风险监测评估指标，形成智能化风险管控系统。
建设银行数据中台已经落地，实现了统一的数据规范、统一的数据模型、统一的数据服务、统一的数据视图、统一的数据管理。
平安集团的核心架构是“平安脑”引擎，包括底层数据平台、算法工具平台、模型产品平台、业务方案平台，采取严密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和制度，可以对1.7万个分支机构及其数亿客户的所有数据进行自动化采集、整合、挖掘和应用，在此基础上运用AI技术建立产品、服务和风险控制中台。其中的多模态身份认证，已经应用于普惠小额贷款、银行保险账户开户，可以将普惠贷款的办理时间缩短到3分钟；图像识别技术可以在理赔早期识别欺诈风险，每年可减少数十亿元的风险渗透。
光大银行2020年建立金融科技创新专项经费制度，投入5亿元预算专项支持新技术、新业务、新模式的快速孵化与落地推广，智慧出行、产业链融资、阳光物流、电子商务、公共资源等重点项目已实现阶段性收益。
区域性中小银行与互联网平台合作，通过“数据+技术+场景”的模式开启“全国性经营”，在扩展业务范围的同时，也扩大了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对此作了规范。
三是金融科技公司独立。
金融科技子公司最早由科技平台公司创立。2000年以来，阿里巴巴、用友网络、腾讯、苏宁易购、科大讯飞、网易、新浪、京东、小米、百度、浪潮信息、三六零、顺丰、东华软件、美团、招商局、携程、中国移动、滴滴等先后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
从2015年开始，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工商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廊坊银行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平安集团细分金融科技领域，成立壹账通、壹钱包电子商务、平安付电子支付、金融资产交易市场、金融服务、金融科技咨询、科技服务、医疗科技等9家金融科技子公司。
金融机构与科技平台深度合作。2020年6月，中金公司与腾讯数码合资成立金腾数据。9月，建设银行与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慧营销、智能运营等领域展开合作，利用百度的AI技术、基础设施与运营能力，进行建设银行的智能化全面升级，通过百度AI技术赋能，更加准确地触达客户、理解客户，提高客户留存率与客户活跃度。
四是金融科技创新制度建设。
2020年10月，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白皮书，正式推出符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创新监管工具，设计包容审慎、富有弹性的创新试错容错机制，支持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在风险可控的真实市场中对创新应用的理论原型、技术选型、业务模式进行全链条实践测试，及时识别并防控风险，有效验证创新价值，快速打造既满足市场需求又符合监管要求的优质产品服务。
2021年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工智能算法金融应用评价规范》，纳入国家的金融行业标准，适用于开展人工智能算法金融应用的金融机构、算法提供商和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等。
03
面向大众的数字人民币
在严格甚至于严苛的金融监管环境之中，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仍然得以顽强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推动数字货币研发的触媒。其一，在数字化时代，如何打造高效、可靠的法定数字货币，应对虚拟货币对现行货币体系和金融体制的冲击；其二，在数字化时代，如何打造安全、独立的本土法定数字货币，应对外来的强势数字货币特别是超主权数字货币对本国货币体系和金融体制的冲击。据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80%的中央银行已启动数字货币研发。
第一，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蓄势待发。
各国的央行数字货币还处在研究或试点阶段。央行数字货币分为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定位于为大众提供可信而又便捷的支付工具，补充或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具有推进数字化普惠金融的意愿。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定位于为金融机构提供可靠而又高效的交易清算工具，适应金融机构之间大额清算的场景，更多具有构建数字化金融中枢的意愿。
不同央行的态度差异较大。
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巴哈马开始试点，希望借此解决因岛屿众多造成的现钞流通成本过高的问题，同时加强反洗钱管控和税收管理。柬埔寨、乌拉圭的试点重在替代和减少现钞需求，改进公共金融服务。
一些国家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态度偏于审慎。乌克兰央行的零售型数字货币测试认为，在中心化模型中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没有优势。以色列的研究团队不建议近期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英国较早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但尚未决定是否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日本对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但迫于无现金社会的大趋势，最近加快了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度。这些国家关注的焦点是，央行数字货币必须兼顾便利和安全，因此，底层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设计有待完善，制度规则有待创新。
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开启央行数字货币破冰之旅。欧洲央行最近提出，具有法定地位的央行数字货币原则上可以保证所有用户都能获得廉价且方便的支付手段。2020年10月，欧洲央行发布《数字欧元报告》，2021年有可能启动数字欧元项目。与此同时，欧美日7国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共同制定央行数字货币基本原则，规定央行数字货币不得影响物价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提出央行数字货币不仅应该与现金并存，而且可以与私人数字货币并存。
新加坡以打造国际化智慧金融中心为目标进行批发型数字货币研发。目前已经完成应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银行间支付结算、跨区块链平台结算资产以及基于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方案，正在对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网络的商业可行性进行验证。
美国高度重视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持美元的全球货币霸权地位。美联储主席Jerome Powell肯定“数字货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善支付系统”，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2020年6月17日举行的听证会上，他强调：数字美元如果对美国经济和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有利，我们就必须付诸行动；不能因为错过一次技术变革，而错失美元数字化的机会，导致美元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关于实现数字美元霸权的具体路径，美国是选择发行法定数字美元，还是选择Libra这样的私人数字货币，目前还难以判断。
第二，数字人民币的基本架构。
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或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称为“数字人民币”。2020年10月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将数字人民币列为国家法定数字货币。中央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我国人口数量和支付市场规模居全球之最，数字人民币必须确保在高并发市场中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权威性。为此，需要建立可靠的技术架构，需要开发丰富的应用场景，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才能大范围推广应用。
我国的数字人民币的基本架构已经明确。
一是采用间接发行模式。央行数字货币既可选择“中央银行-公众”的直接发行模式，也可选择“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公众”的间接发行模式。数字人民币传承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采用间接发行模式和双层运营投放体系。其优点在于：不必再造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节省投资；不必重构货币发行与管理格局，有利于管控风险；不必衔接不同特性的货币发行模式，有利于稳定市场。
二是采用央行中心管理模式。数字人民币采用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权威专家认为，“现有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数字人民币的底层架构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区块链单一技术。
三是采用“账户松耦合”方式。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化支付工具采用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需要绑定银行账户，需要通过银行账户才能进行价值转移。在实名制的账户管理制度下，无法实现匿名支付的需求。数字人民币采用“账户松耦合”加数字钱包的方式，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金融中介的依赖，并且实现可控匿名支付。不在中国的银行开户的外国人，也可以获得数字人民币钱包，实现便捷支付。
第三，数字人民币有可能改变金融的格局。
一是改变支付市场的格局。在法定的货币形态中增加数字人民币，在市场化支付工具主导的零售市场中增加官方的支付工具。数字人民币将在某些场景中替代人民币现钞，但人民币现钞不会彻底退出市场。预计未来5-10年，数字人民币将与微信支付、支付宝、云闪付、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并行。
二是改变银行业竞争的格局。央行数字货币技术上可以脱离网络、脱离银行、脱离账户执行价值转移。这将导致银行账户“松绑”。金融消费者一旦减少了对银行账户的依赖，就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金融竞争将更加充分。金融机构过去依赖规模化经营才能获得的成本管理和获客能力优势，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能力。
三是改变货币市场监管的格局。中央银行可以拥有实时、完整、结构化的央行数字货币流通数据，有利于实现货币供应总量的精准调控。央行数字货币资金流信息可以实时观察、全程追踪，从反腐败、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角度看，能够达到更好的管控效果。中央银行拥有货币市场调控更加直接的权力，但将承担更加直接的责任。经济危机发生时，信用等级较低的商业银行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数字货币存款挤兑，并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中央银行必须向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
第四，超主权数字货币蠢蠢欲动。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局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美国的数字美元战略选择。Facebook主导的Libra，由于拥有20多亿全球用户基础，一旦获得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就很有可能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超主权数字货币。
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弱小国家最容易成为“货币替代”的目标，特别是遭遇经济波折时，本国法定货币失去国民的信任，就可能被超主权数字货币所取代，形成超越货币主权的货币替代。
二是可能形成超越商业银行的金融独角兽。Libra一旦建成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就可以从支付清算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投资、保险、资产交易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成为跨国金融独角兽。
三是可能强化美元货币霸权地位。美国的国家实力领先世界。Libra属于商业化机构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在Libra挂钩的法定货币中，美元所占的权重合计在60%以上。Libra或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美国继续推进美元货币霸权的工具，有可能排斥数字人民币进入国际市场。
04
面向未来的金融科技创新
注目本土，我们的金融科技创新成就可圈可点；展望全球，我们面对的地域金融竞争可思可虑。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创新的效率和品质，致力于建立面对全球的数字化金融优势。
第一，加快实现核心技术自主自立。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只是软件弱国。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其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等底层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大多是由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控制的。
数字技术平等是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因此，不仅在高端芯片等硬件制造领域，而且在核心数字技术的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第二，打破制度性数据孤岛。
由政府行政部门、公共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公益组织等具有公共属性的机构所收集和存储的各类数据，经过脱敏处理消除个人和企业的标记之后，应属于公共数据。目前的问题在于公共数据的部门所有制，导致制度性的数据孤岛，影响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例如，涉及企业法人的信用数据，分散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工商行政管理、税务、海关等不同的征信系统中。一些拥有企业法人数据的部门，未能支持省市一级正在建设的共享征信系统。
应该通过立法和行政指令的方式，改变公共数据的“行政部门所有制”。国家应该建立标准统一的公共统计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数据库，建立互联共享的公共数据应用系统，形成能够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应该充分挖掘公共数据，将数据挖掘结果用于宏观经济管理和规划，用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用于产业链的布局和流程改进，用于城市智能管理系统；同时可以将数据挖掘结果用于扶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用于生产商的产品和服务优化，用于经销商的采购和物流优化。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应该建立跨局域数据共享的征信系统，整合不同部门的数据资源，执行统一标准，采集企业和个人的金融业务、工商登记、税费缴纳、国际贸易、市场诚信等信息数据，为更多的小微企业积累信用记录，赋予信用标记，实现信用增值。
第三，保护个人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
万物互联意味着数据的集合，但集合并不能自动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甚至会形成数据垄断。技术性数据孤岛当然可以成为数据占有者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但站在国家的立场，这种数据垄断可能妨碍公共数据发挥应有的社会价值，也有可能因商业利益或安全疏漏发生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更需要切实保护数据隐私。我个人认为，我国立法和执法的焦点在于：如何协调数字经济社会的宏观稳定与微观动力，如何划分数据资源固有的商业价值与数据挖掘应用产生的商业价值，如何平衡数据所有者的基本权利与数据占有者的商业利益。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不宜照搬西方法律的具体条文，但应该强调数据所有者对隐私数据的基本权利。例如，规定企业收集及处理数据必须得到数据所有者明确的同意，规定企业不得超越约定范围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同时给予数据所有者要求数据占有者删除涉及本人隐私数据的权利。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高度关注数据资源安全问题。正在到来的数字世界不再只是大中心的计算机系统和低速率的互联网络，而是中心化与分布式多元复合的架构，是超规模、超高速的数字链接。
据全球移动通信协会GSMA的数据测算，我国物联网的链接规模，2019年约30亿， 2025年将达到70亿。我国的5G 商用于2019年10月正式启动，到2020年10月，5G连接数已达到1.5亿，居全球前列。
因此，成功运用于传统的大集中数据库的安全技术和管理制度，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数字世界。在数字链接的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将趋近于零。这将提供更加广泛的便捷性，也将带来更加直接的危险性，构成重大的安全挑战。
我们迫切需要更新安全定义、安全技术、安全制度，构建一个全新的数字安全体系，切实保护数据资源的安全。例如，金融科技平台必须构建用户相互信任、信息真实对称的技术环境，要求保证数据可靠传输，保护个人隐私；要求采用信息真实性交互验证技术，建立身份认证系统，对人或物进行特征识别、时空定位和身份认证，进行用户授权验证和信息数据验真，确认端对端的控制权和指挥权。
第四，构建穿透式的金融监管系统。
已经引起监管者特别关注的是，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可能改变金融业的传统模式。电商平台、流量平台也可以成为金融产品销售的渠道，银行、保险、资管和证券类的产品可以捆绑销售或分拆销售，已成为金融的新业态。这就需要监管创新。
人民银行于2019年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将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集成应用于建立数字化金融监管系统。这个金融科技监管系统可以对错综复杂的数据组进行快速解耦和组合，可以共享多方监管数据，可以执行一致化的合规标准，可以通过数据挖掘释放数据价值，可以自动生成监管报告和解决方案。数字化金融监管系统应该由金融监管部门共建共享，应该覆盖所有的金融机构，应该穿透不同领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超越流程复杂、耗费资源的现场监管，降低监管成本和被监管成本。
第五，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
全球多数国家的政策态度和具体动作表明，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可信的技术创新和可行的制度创新所需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数字货币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将居于核心地位。数字货币既可以在本国进行境内支付或跨境支付，又可以在其他国家进行境内支付或跨境支付，这固然有利于提高支付的效率，但将裂解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主权货币制度。对于发行数字货币的国家，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将构成对货币政策设计和流动性控制的挑战；而对于被他国数字货币替代的国家，本国的主权货币地位将面临威胁，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应将被削弱，金融的稳定性风险必将放大。
我国的整体实力目前落后于美国，但经济发展的品质和速度领先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性的数字人民币，有利于维护我国的货币主权，有利于保护我国的金融安全，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家实力。应该努力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数字货币。
首要目标是确保数字人民币在高并发市场中的规模化可靠应用。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底层技术架构，完善应用场景设计，完善央行数字货币运营管理的体制机制。
我国应该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数字化金融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数字金融制度。在全球数字金融制度和规则的建设中，我国应该主动参与并积极争取话语权，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努力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财经
记者：陈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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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金融】专访李礼辉：数字经济的下一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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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金融】专访李礼辉：数字经济的下一站在哪里？
2020-01-14 10:22:40
来源：新华网
编者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本期新华网《白话金融》栏目邀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分析阐释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趋势和看点。 问题一：为何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李礼辉：中央重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前全球技术创新趋势和经济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应该是多种的数字化技术的集成，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等，我觉得数字技术应用最大的长处，是能够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率。 为什么能够提高经济的效率，因为（数字技术）可以构建一个更加直接、高效的网络。过去，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在一个平面中，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与物的这种联系是平面的。而平面的连接或者架构，造成的问题就是节点多，效率低。 通过数字化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还有人工智能技术，我认为未来有可能建立一个立体的、折叠的、交互式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过去点对点、端对端之间的交互关系将更加直接，不需要通过更多的中央节点，进一步提高效率。区块链还有个很重要的优势，可以通过数学算法建立一个数字信任。 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交互式的立体架构中，又有了一种数字信赖的关系，这样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就会更高，可以获得比过去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能够让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迅速。 问题二：我国在全球区块链研究与应用处在哪个阶段？ 李礼辉：区块链技术经过十年发展，应该说还处在一个初级应用阶段，现在已经有一些规模化的商业应用，但规模总体还不大。另外，很多应用还是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 所以，如果拿一句话来归纳现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状态，那就是区块链技术现在还不是特别成熟，区块链规模化可靠应用的瓶颈还有待突破，我们还处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关键机遇期。 区块链是多种的底层技术创新，比如P2P的对等网络， 还有一些密码学的算法作为一种组件技术，它本身是比较成熟的。但当我们把已有的组件技术集成在一起时，那就会得到新的要求。另外，区块链也有特定的技术，比如共识算法、智能合约，这些技术要满足规模化可靠应用的需求，也要进一步创新，让它更加成熟。 在中国运用区块链技术或者用其他数字化技术也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是一个超大的市场。在超大的市场中，任何数字化技术的创新、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都要达到超大市场高并发的要求。这也是未来区块链技术进一步创新、进一步提升、进一步成熟所要努力的方向。 问题三：在区块链话题持续火热的语境下，我们又应如何看待炒“币”行为？ 李礼辉：比特币是比特币，区块链是区块链。2009年，当时比特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平台推出了一种所谓的这种虚拟货币的概念。说到比特币，其实我们也说的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缺陷，在技术上，它是基于这种公有区块链的平台的，在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的架构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它的交易效率很低，速度很慢，不能够满足这种规模化的应用需求的。 另外，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存在投机性太重的问题，所以注定不可能成为一种大众化或者能够进入公共社会生活的支付工具，或者一种所谓的这种货币形态。因为虚拟货币包括比特币在内存在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出现一些关于虚拟货币炒作行为和投机行为，在这方面认为加强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身的安全性是需要得到关注的。另外，任何一个新的概念都有可能会被炒作，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这才能维护新技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我认为，对可能会带来重大的技术风险、金融风险，或者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为，是必须要严格监管的。我们绝不允许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出现一些全局性或者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实际上也是各个国家金融监管的一个底线。 另外，我们应该特别关注、保护、促进新技术的实验创新和发展，应该给新技术的创新和广泛应用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帮助其成长。（新华网 刘绪尧、何凡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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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绪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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